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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桥洞的环境在深圳数一数二。”一个晚上,能有100多个外卖员蜷缩在这里,如果没有提前占好位置,“早就抢不到地方了”。有人带了帐篷,有人就着薄床垫、薄被直接睡下,有人则干脆和衣躺在地上。在钢筋架构的桥洞里,车辆从头顶吭哧吭哧驶过,不远处深圳湾海浪扑打岸边的声音清晰可闻,发出空荡的回响,但外卖员们无心关注这些声音,“能做到这份上的人已经想开了,你能懂这是什么意思吗?”从早上9点跑到凌晨两点,他说自己累得回到桥洞只想倒头就睡。

文 | 曾诗雅 钟艺璇 饶桐语 丁文捷

编辑 | 金匝

运营 | 田宝

让一座拥有2000万人口的城市慢下来并不容易。

深圳大约有914条公交路线,每位公车司机日均停靠258个站台,每天挂挡1500次,踩下1000余脚油门和刹车。深圳的12条地铁线路上,每天会有542万人次抵达城市的各个角落。由于疫情封控,从3月14日开始,这些如毛细血管般的交通脉络停止了流动。

这个城市的74个街道、800多个社区,也从3月14日起进入了封闭式管理。一夜之间,黄色、红色、白色的围挡出现在小区门口、村头和路旁。无论是华为腾讯富士康等等这样的世界500强,还是另外222万家带着淘金梦的创业公司、服装厂、电子厂……除一些保供企业外,所有企业一律居家办公,暂停生产经营活动。

但即便是深圳宣告暂时“停摆”,仍然会发现,这座以效率著称的城市,每一个齿轮都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转动着。

把“搞钱”挂在嘴边的深圳人,得知封控后的第一反应是赶去公司搬电脑,冲去仓库补发货,甚至拖着行李驻扎岗位;静下来的街道上,外卖员还在不舍昼夜地飞驰,行李随身携带;对互联网人来说,离开熄了灯的写字楼,居家的所有时间都可以折算为工作时长;小店的老板舍不得关门,又禁不住亏损,掐着一分一厘算账……

这里的人们像湍急的河水,一遍遍冲刷着这座城市的河床。承载着淘金、安身立命的期待,也漂浮着停工、离场的忧虑,偶尔又会荡漾着人文的柔波,是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气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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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空荡的街道。图 / 受访者提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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冲进夜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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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还能上班吗?”

3月13日下午5点,范明月愣愣地想。她是深圳一家印刷厂的女工,住在龙岗的城中村,两小时前,村里一个在政府机关上班的人告诉她,明天整个深圳的公交、地铁都会停运。照惯例,周末的最后一个晚上,她把3岁半的女儿送到了独竹村的父母家,准备独自回出租屋,但晚上7点14分,还没离开,她就收到了通知。

十几分钟后,在服装厂上班的江小英也看到了新闻。“除保供企业外,所有企业一律居家办公,暂停生产经营活动”。同样的念头在她脑子里蹦出来:“还能上班吗?”晚上10点,服装厂的通知下来了,“住厂内宿舍的人照常上班,住厂外的能居家办公的就居家办公,不能的就停工”,江小英属于最后一类,她负责服装厂里的样衣制作,离开了缝纫机,什么也做不了。

互联网人离不开的是电脑。犹豫了几小时后,张颖还是在当天晚上10点抵达南山区的科兴科学园。她要进入公司,把电脑搬回家——不是笔记本电脑,而是超大的显示屏、整台主机,以及配套的蓝牙键盘和鼠标。

大多数人也是这么干的,张颖第一次在园区里看到如此多的跑腿小哥,保安说,今天来搬电脑的人实在太多,进出写字楼需要每个公司的批准字条,很多人因此担起了一个组甚至一个公司的搬运工,他们把显示器、主机列队似地摆在门口,等候跑腿小哥的认领。她公司里已经有好几位回来搬电脑的同事,塑料袋、行李箱、小拖车全用上了,最夸张的,是连打印机一起搬走,最不济的,也让同事帮忙将公司电脑里的资料传给自己。

在深圳福田区,13号夜里,外卖员张茂柳也目睹了同样的画面:车公庙工业园区的员工们来回搬送着显示屏、主机和键盘,“像搬家一样”。而就在一个多星期前,这里才刚刚解封,同样的“搬家”画面来回上演了两遍。

深圳人对工作的执念在这一晚持续高涨,他们不是把公司搬回家,就是搬进公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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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月13日晚,科兴工业园区的员工用行李箱运走电脑。图 / 受访者提供

“今晚就得去厂里住。”江小英等不及了。她是湖北人,经历过2020年初隔离在家的日子,也体会过“不工作就没有工资”。夜里11点出头,她带了几件随身用品,出现在服装厂的门口。“快进去吧,12点后就不让进了。”门口的保安催促道。那一刻她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想法是:“我真的太幸运了,能抢在12点前,至少周一我可以上班了。”她脚步飞快,踏进夜色里。

范明月所在的印刷厂是个小厂子,算上老板、老板娘,一共才5个人,显然是不能开工了。但她姐姐去的那个厂子大,晚上11点30分,姐姐打来电话,说要搬进工厂宿舍,让范明月帮忙整行李。一只塑料桶里装上衣架、沐浴露,再捆一床被子和一些衣物,一周的生活物品就全部打包好了。

连夜赶回公司的,还有一群券商工作者。为了接下来的周一,安信证券平安证券华林证券等多家券商都派了核心人员驻地办公。平日里穿的西装是要抛下的,T恤、短裤会更舒适,一张张折叠床撑在工位旁,整箱的泡面、牛奶在角落里堆出了半墙高。

时间成了这一晚最宝贵的财富。一位外贸从业者为了能按时交货,凌晨找了辆卡车把货品拉去了广州;一家线上首饰店的店主冲进了自家仓库,硬生生地赶在午夜快递停运前,发掉了3000多个包裹。

夜幕里,深圳创维基地的灯还明晃晃地亮着。接到停工通知后,创维内部召开了一场极短的线上会议,为保障接下来一周的生产,一夜之间,30车物料,从深圳、东莞,全部转运到了广州基地。

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抓住最后一夜。

富士康工人陈航也在13号晚上8点接到了全面停工的通知。他12年前进入富士康,除了单休,就再也没有停歇。他的人生就像富士康的流水线,有条不紊地继续着,如今咣啷一声停了。“现在整个工厂都停转了,流水线上,只要有一个环节有问题,剩下的就做不出来。”

3月14日凌晨1点,一家家具定制厂的老板郭升不知道自己还能补救些什么,但他还是坚持回到厂里,打了个地铺睡下。“就像你在地里种了农作物,突然天气预报说今晚要下冰雹,你就得去地里看着。”去年5月,这家工厂也因疫情封闭过一次,时间长达26天。

凌晨2点28分,距离深圳数十公里的惠州市惠东县发生4.1级地震。震感传来,睡得不安稳的郭升一下子惊醒了。他想起第二天15号是给员工们发薪的日子,但工厂目前连着亏损了5个月,已经很难保证下个月还能发出工资。

这一夜真的太漫长了,郭升一直辗转到凌晨4点。一夜愁绪后,他做好了从头开始的准备。这些年,他把事业从30平米的小作坊,做到3000平米的工厂,“疫情过了,大不了再回到曾经的30平米”。有两个员工找过他,问要不要晚上偷偷组织大家开工,郭升苦笑,拒绝了:“很多客户都居家隔离了,没有订单,你做什么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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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/ 视觉中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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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打破的效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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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乎每一个深圳人都会熟悉“深圳速度”:从GDP不足3亿到如今过3万亿的特大城市,深圳的崛起是惊人的,蛇口一块“时间就是金钱,效率就是生命”的板子,记录着深圳的起跑速度,无数有关速度的传奇故事在这块土地上诞生。

但3月14日,新的一天到来后,这座以速度著称的城市,真的慢了下来。

阳光大片大片地落在马路上,很多人终于察觉,滨河大道上的宫粉羊蹄甲开了,景田北8街的木棉花落下了,市民中心的黄花风铃木一簇簇地挂满枝头。路上疾驰的外卖员们,成了这座城市里少有的还在流动的人。王茂柳能更畅快地骑行了,过去,他要在网格一般的街道上,用喇叭声将周围扎堆的人群分开,但这几天,喇叭失效,人消失不见,他驾过福田区,曾经喧闹的金融中心只剩下景观树在沙沙作响。

与此同时,他感受到效率变低了。疫情后,部分城中村被管控,外卖员们无法进村,人和电动车拥堵在检疫点外。为了避免重复劳动,商家一般会集中出餐, “卡餐的时间比以往长多了”。王茂柳会迅速在一堆外卖中扒拉、装包,毕竟,这比过去面对面拿餐“慢了10倍不止”。

等餐时间有些长,他必须加快速度。外卖员对小路、天桥的位置熟记于心,王茂柳回忆起附近有一个天桥,可以抄近道,匆忙骑过去,发现天桥已经被封,只留下一个50厘米宽的缝隙,同向、逆向的外卖员扶着电动车面面相觑,王茂柳暴躁地直拍脑袋。外卖员李赣也是如此,常常骑到一半,从远处看到道路中间的红色挡板,才知道“这条路又被封了”,但平台导航还没有来得及更新路况,他只能掉头再寻一条路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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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封的街道。图 / 受访者提供

城中村大,可能容纳数万人,但如今的外卖,只能送到城中村附近的检疫点,王茂柳会随身携带一支大头笔,在检疫点留下外卖后,写上大大的房号方便辨认。李赣常常是拨通顾客电话,才得知对方无法走出城中村,而这个检疫点距离城中村大门仍有一小段距离。一个进不去,一个出不来,这单外卖只能重新打包返回餐厅。但商家并不同意取消订单,李赣联系平台客服,对方告诉他,“选择顾客拒收”,他照做后,发现自己没有配送费,还被罚款了10元钱。“后来我申诉了,取消了罚款,但是来回40分钟全浪费了。”当天,他同步排了5个单子,这一单严重超时后,剩下的4单接连受到影响,全部超时,“只能硬着头皮跑完”。

98年出生的广西女孩陈小涛在深圳宝安区的城中村开了一家螺蛳粉店。她明显感到,封控后外卖员不够用了。尽管此前,外卖平台已经联系她,告知了封控后会存在运力不足的情况,需要她提高配送费。“原来每公里4.5元的配送费,现在要8元起。”即便如此,很多时候也没有外卖员接单,14号这天,她处理了8起因无人配送而退款的订单。

如果是城中村的人点的外卖,陈小涛会骑上电动三轮车亲自去送。不过,店里只有她一人,总是还在配送的路上,又进了新的订单。忙碌并不意味着好生意,陈小涛发现,现在一整天的营业额才过1000元,是上个月日平均的一半。“因为不能堂食了”,陈小涛算了算今天路过店门口的人,不过40个。“人们不是在排队做核酸,就是去排队做核酸的路上。”只有当喇叭响起,人群倾巢而出时,陈小涛才记起这座城市流动时的状态。

仍有一些人陷在另一种湍流里。大厂员工许鑫达已经居家办公三周,工作以一种无孔不入的方式侵入他的生活,“好像从早上一睁眼到晚上睡觉前,全都是工作时间”。物理空间上的职场消失了。从前,在科兴科学园的大楼里,每到午休时间,楼层都会熄灯两小时,发出“停止”工作的信号,但居家后,这种 “免打扰”模式失效了,“大家都知道,你一定是在家里,一定是在电脑前,一定随时待命”。

这位大厂人讲起话来语速飞快,一直反复提及“效率,效率”。工作时间拉长并不意味着效率提高。许鑫达的感受是,过去,很多工作当面就能沟通完毕,眼下却要拆分成好几个会议。他数了数,3月14日那天,他参与了13个线上会议,他甚至觉得,每次视频会议前,等待人员到齐的那几分钟太浪费了。

最让许鑫达感到疲惫的是工作汇报会。“大家都还在卷,远程卷的特征是,在各个会里面,大家疯狂地去把自己每天做的事情很细致地罗列出来,让领导知道你很努力。这是我觉得效率变低的一个原因,但是也没办法,你必须要去汇报,必须要表示我真的在干活,我真的很努力。”

深圳互联网人的内卷和努力,早在2月25日科兴科学园的那场大撤离里显露无疑。被誉为“中国加班第一楼”的科兴科学园,坐落着腾讯互娱、乐逗、墨麟、第七大道、盖娅……不足0.14平方千米的弹丸之地上,4栋写字楼,容纳了近百家游戏公司。每天晚上10点开始,园区里人头攒头,网约车的队伍可以等上200多人,玻璃幕墙背后的灯火会齐刷刷地亮至天明。但在2月25日那天,许多习惯了深夜下班的互联网人第一次看到了白天的下班人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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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25日,科兴工业园区的员工从公司搬出电脑。图 / 受访者提供

起因是当天下午,园区大楼里出现了核酸混检的阳性病例,大楼被临时管控,4点左右,已经有一批批离开工位的躁动声。一位同事对许鑫达说:“大家快跑,偷偷地跑。”很快,领导也默许了这种行为。许鑫达中断了会议,把笔记本塞进双肩包,随着人群跑了起来。一路上,他看见产品经理一边跑,一边带着蓝牙耳机继续和研发勾兑需求,有人带上了主机和显示器一起跑,“尽管没有听老板说要带上电脑,但还是感受到了大家自发地卷”。大撤离的结果是虚惊一场,楼内并没有人确诊,不过,也是从这天开始,他所在公司的员工们就进入了居家办公的状态。

他没想到,仅仅是半个月后,另一个周日夜晚,深圳的各大写字楼都会上演同样的一幕,就像这座城市关闸前,总会出现最后的激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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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鑫达居家办公三天后、返回公司拿搬显示器那天,空空荡荡的园区。图 / 受访者提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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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流里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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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在“停摆”中保持激流勇进,深圳人自有办法。

疫情的动态随时可能发生变化,李赣在15日当天早上10点接到社区“只进不出”的通知,那时他还没走出城中村,外卖送不了,赚钱也要搁置,而他起了大早出门开工的合租室友,现在也回不了家。但外卖员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挣钱的机会。张平安已经在深圳漂泊接近1个月,早在2月13日,他所在的城中村已经开始实施部分管控,带着迪卡侬大促时买好的不到200元的帐篷和睡袋,他匆忙离家。

张平安已经记不清这些天夜里躺过多少地方,回忆起来,总归离不开公园、街边和公共厕所,“累了躺下就睡”。公园是最糟糕的,大树下蚊子多,“能把你的血吸干”。后来这些地方逐一被管控,张平安在红树林生态公园附近的桥洞里住下。

“桥洞的环境在深圳数一数二。”一个晚上,能有100多个外卖员蜷缩在这里,如果没有提前占好位置,“早就抢不到地方了”。有人带了帐篷,有人就着薄床垫、薄被直接睡下,有人则干脆和衣躺在地上。在钢筋架构的桥洞里,车辆从头顶吭哧吭哧驶过,不远处深圳湾海浪扑打岸边的声音清晰可闻,发出空荡的回响,但外卖员们无心关注这些声音,“能做到这份上的人已经想开了,你能懂这是什么意思吗?”从早上9点跑到凌晨两点,他说自己累得回到桥洞只想倒头就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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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树林生态公园附近的桥洞里。图 / 受访者提供

张平安今年30岁,几年前从河南来到深圳。做外卖员的日子里,他发生过5次车祸,最严重的是去年9月,他的左臂被划拉出几个数十厘米的大口子,皮肉直接翻开,剧烈的疼痛暴露在空气里,一共缝了94针,打了两个大钢钉。从那以后,张平安送外卖,都会随身携带应急药包。

“时间就是金钱,每浪费一分钟就是在消耗体力和脑力。”他反复说。他同时接两个平台的单,一天跑上十六七个小时,少则80多单,多的时候能超过130单。他已经一周没洗过澡,上次洗澡还是在一个公共卫生间,有免费的水,免费的电,还有免费wifi,“深圳的厕所就像五星级酒店一样,那么先进”。如今睡在桥洞,至少没有恼人的蚊子,可以直接睡在铺开的军绿色睡袋上,第二天睁眼就跑单。“我只有一个目标,就是搞钱,除了钱,你给我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。”

王茂柳无法做到这样“拼命”,为了争取跑单,他也在城中村被封之前跑了出来,晚上,他会徘徊在龙岗大小的旅馆,找一个过夜的地方。他的送单轨迹主要集中在福田南山一带,之前考虑过在罗湖找旅馆住下,但打电话过去,对方听说他从福田来,直接告知“现在整个罗湖你们都住不了”。

他得为小旅馆的价格精打细算,“挑那种特别特别便宜的”,每次能挤下3个外卖员。龙岗的小旅馆价格会有浮动,14号他订的153元,到了15号只要60元了。虽然距离市区远了点,但好在便宜,尤其是分摊后,到了傍晚,他会在外卖员群发消息:“有谁一块住啊?”

人有地方睡,车也得有地方待着。王茂柳觉得,共享电池续航里程太短,他无法像张平安一样,扫码换个电池一觉安心睡到天亮,在找小旅馆前,他总会问对方:“能给电动车充电不?不止一辆。”

尽管这样,“单子其实并没有比过去多”。大部分商家直接关了门,跑单也因为封路更费时间,跑来跑去,和过去挣得差不多,“但一天不赚钱不行啊”,何况疫情带来的开销更大了。“深圳快餐,一个是猪脚饭,一个是永和大王,两个都是外卖员们的最爱。”过去在任何一个地方,无论是街边还是城中村,王茂柳只要人往里头一扎,就能吃上饭,但现在找来找去,40分钟过去,猪脚饭和永和大王都不见踪影,他只能去那家还开着的兰州拉面, “那里消费挺高,一顿得要18块、20块”,从前他一整天的饭钱经常不超过22块。

对于被迫停工的陈航而言,压力像藤蔓一样缠绕住这个刚踏入中年的男人——在广西老家,他有年迈的父母、全职在家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要养活。富士康多停一天工,就意味着少一天收入。算上加班补贴,他在富士康一个月能拿到7千元。从2019年开始,如果是白班,陈航会在晚上9点下班后兼职跑外卖,忙到12点回家,“一个月能多挣3千块”。

一切都因为“钱不够”。为了挣钱,2014年大儿子刚出生后,他跳出富士康,去了北京做塔吊工人,“工资是高了”,但发放时间晚,有时候连着好几个月才发一次,家里实在无法周转,只能又回到富士康。后来老二、老三接连出生,他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离开富士康,“钱少,但这里至少稳定,家里每个月等我寄钱吃下一顿,我承受不了任何风险”。

如今待在家隔离,他每天晚上通过视频,耐着性子教小孩写语文作业。突然有时间和家人相处,他发现已经没法辅导儿子小学二年级的作业。“赞美的近义词是什么?”儿子问他。应该是“漂亮”吧,想了半天,他说。

尽管关门5天了,开了7家中餐馆的老板老李还是不愿意停下, 他“让厨师去思考新菜品,前厅做营销活动培训,服务员进行线上内训”。而他自己则是思考店铺的下一步走向,因为疫情无常,“不可以纯粹期待一件事发生”,老李斩钉截铁地说。他认真算过成本,每天外卖营业额需要达到3000元,才能满足收支平衡,他因此暂时关停了5家店, “毕竟一睁眼就是一万块”。

人们对工作、营业有多少执念,对失业、倒闭就有多恐惧。

大厂裁员风声鹤唳的当下,许鑫达说:“现在大环境不好,为了保住工作,必须卷。”就在几天前,有传闻称他所在的公司整体将裁员30%。

陈小涛不想关门,尽管她库存的螺蛳粉只能维持一天半,但她总会想起之前爱来店里的一位烧烤师傅,和她一样,开过餐饮店创业,但因为疫情,店难以维持,亏损欠债后,师傅就去别人店里做烧烤,新一轮疫情下,这家店状况也不好,一个月的工资甚至很难维持温饱。有一天,凌晨4点,陈小涛骑车去进货,看到师傅喝得醉醺醺得走来。她觉得恐惧:那个是不是也是自己的未来?

午夜到来前成功搬进工厂的江小英顺利坐在了缝纫机前,她知道自己必须得工作。这股一定要上班的劲儿,最早源自疫情最初那一年。那个冬天,江小英的婆婆患上癌症住院了,做木工的丈夫骨折无法工作,儿子还等着大学新学期的学费。因为疫情,一家三口在十几平米的单间里睡上下铺,洗衣做饭全拢在一起,江小英1000多元的底薪是全家的收入。

她至今记得,那时她给厂里的领导打电话,带着忧虑,说明了家里的情况,希望不要被裁员。后来厂里经过几次人员优化,她依然一路幸运地留了下来。可是疫情之下,服装厂收益每况日下,踩着缝纫机的江小英一直担心,“即便不是今天,未来的哪天可能也会被优化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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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格人生与深圳希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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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一辆永动列车,深圳给予落寞者、失败者、期待者数以万计的机会,摩天大楼和城中村同时吞吐着大厂程序员、白领、外卖员和建筑工人,每个人都被折叠其中。直到列车慢下来,不同网格的人生被逐一拆解,折叠的一面被打开。

王茂柳来深圳前,病了一段时间,在广东茂名老家休息了大半年。他至今记得自己抵达深圳的那一天,2020年10月1日,堵了12小时的车,他一夜没睡,刚到深圳天亮了,打开车门,“是一种生命力的感觉”。

来深圳后,他的精神状态好多了,“只要你愿意跑出去,就能挣到钱”。他不喜欢用“赚”这个词,要用“挣”,意思是钱是用双手一点一点挣来的。现在大街上格外冷清,王茂柳送外卖路过深圳市民中心,空空荡荡,他发现自己竟然不用刹车了,突然一阵落寞。黄花风铃木已经开了,过去这里有带着孩子散步的母亲,奔跑放风筝的人,弹吉他的歌手,现在只有叽叽喳喳的鸟叫。

李赣觉得深圳如此便利,几块钱的地铁票,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他之前在东莞和深圳的电子厂都待过一阵,出来后觉得送外卖比电子厂自由多了,不用上夜班。他还喜欢深圳的天气,不冷不热,比老家赣州好,“那冬天冷的啊”。

外卖员们对这座城市的变化了如指掌。疫情之后,华强北送电脑、手机和电子配件的少了,点的最多的外卖是汉堡、螺蛳粉和猪脚饭,张平安甚至能通过声音长短判断救护车的用途,如果声音断断续续,运输的应该是医疗设备,“如果声音响个不停,那就是病人了”。

范明月讲起话来常发出阵阵笑声,她天性乐观,“不工作就先歇会儿吧”。虽然停工一周意味着失去了1000多元的收入,也是她一个月的房租,但她终于有时间给女儿那辆粉色自行车换上新的内胎,带着她在城中村追着风骑车。发现她家附近的野花开得正盛,母女俩还采了一把。她还爱弹尤克里里,“因为封村,隔壁琴行这几天基本没人,那我就去客串一下客人”,悠扬的曲子飘出来,混杂着对面楼里的吵闹声,以及不远处喇叭里的通知声,她感受到一种生活的实感。她想过,解封后,一定找时间带女儿去一趟大梅沙的海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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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明月女儿抱着摘来的野花。图 / 受访者提供

许鑫达家里的工位正一点点搭建起来。居家工作,用了3天笔记本电脑后,那时园区还没封控,他回了趟公司,搬回了大尺寸的显示屏,后来又在网上花了1400多元下单了一张人体工学椅。距离完美办公地点,还缺一个食堂。许鑫达想念那些到了点就能去食堂的日子,如今他和同事们一到饭点就会在群里讨论“吃什么”。有人叫外卖,有人煮起速冻水饺,还有人直接吃起了泡面。对已经习惯让大厂准备好一切的人来说,重新开始日常生活,似乎没那么简单。

网格人生并不相同,但所有人都寄希望于深圳重新起飞。一位南山区的早餐店店主在深圳卫健委的公号推送下说,看到封控消息时自己崩溃了,3月1日开始这家店没有赚过一分钱,店租、人工全都自己贴,“看着家人的相片眼红了,真的崩溃了”。3个小时后,社区人员联系到了这位店主,告诉他,遵守疫情防控规定下,可以正常进行营业并给他办理好了出入证明,并且向他订购了“100个猪肉包、100个菜包和50个糯米卷”。

桃源地铁站的几位外卖小哥因为害怕被封在小区内,无法出门挣钱,索性露宿街头,南山区委会临时调用了活动场所,并给他们派发了物资。在深圳市商务局的指导下,饿了么联合飞猪,也拿出部分酒店为有需要的外卖员提供洗漱、休息等服务区。

一位博主在隔离期间快要崩溃时,发现对面楼栋的邻居穿着比基尼躺在楼顶上,身体舒展,脸上放了一顶遮阳帽,她把照片传到社交平台上,附文“只要心中有沙,哪里都是马尔代夫”。

读大学的陈丽在傍晚时突然听到小区有人在演奏萨克斯,仔细一听,是《渔光曲》。她的小区不大,楼栋呈半圆形分布,萨克斯低昂的声音回荡在楼间。一曲完毕后,许多邻居探出头来,打开手机手电筒,大喊“再来一首!”紧接着又是一曲《我和我的祖国》,一位唱美声的中年男人加入,带动了周边的邻居,声音从小到大,直至贯彻小区。

3月16日晚上,深圳官方也发布信息,称深圳福田、南山部分街道划定了封控区、管控区、防范区,释放了部分解封的信号。

即使经历这一轮,王茂柳也没想过离开深圳。来深圳送外卖的第一天,他骑上电动车,遇见一场大雨,因为没穿防水服,一身淋湿,手机进水报废了,还摔了一跤,“奶茶撒了一地”。他一度不想干了,但为了那股初到深圳时感受到“生命力”,他坚持到现在。

再度路过市民中心时,柔软的黄花风铃落下,躺在电动车的车篮里,王茂柳想用手捞起丢掉,但犹豫了一下,最后,他带着那朵花继续开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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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花风铃木迎风绽放。图 / 视觉中国

(除陈小涛外,文中涉及人物皆为化名)

(摘自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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